第十二届中外跨国公司国际年会高端对话录
多维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助力"一带一路"
----第十二届中外跨国公司国际年会高端对话实录
主 持 人:余春平(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
对话嘉宾:李云峰(大唐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
刘恩专(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天津自贸区研究院执行院长)
杨丽莉(飞利浦照明大中华区副总裁)
安 磊(跨国集团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多边项目合作专家)
魏 杰(瞻博网络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及日本公司董事长)
余春平(主持人;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下午,我们聆听了几位嘉宾围绕“全球协同创新 振兴实体经济”的主题所作的精彩演讲,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让我们收获很大。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和投资低迷的背景下,创新合作模式、寻求互惠共赢已成为各国的愿望与诉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心剂,让中国全方位开放的进程与世界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的繁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些大项目逐步落地,均超出了预期,这与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建设“一带一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为推动“一带一路”的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可以预见到,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创新将成为提高产能质量和科技水平的不竭动力。中央强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进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创新的协同性、多维性越来越重要,例如创新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公共产业的互补性,发挥协同效应,创新合作平台,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应用技术,创新股权模式融合,共享网络资源,不断提高产产品和货物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一定要企业先行,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成为关键。
今天我们的对话题目是:“多维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助力‘一带一路’”。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中外跨国公司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分别是:大唐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李云峰;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天津自贸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飞利浦大中华区副总裁杨丽莉;跨国集团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多边合作项目专家安磊;瞻博网络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及日本公司董事长魏杰。我们先请几位嘉宾分别发表看法,然后再进行互动交流。首先请李云峰主任谈。
李云峰(大唐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
非常感谢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感谢主持人提供这次交流机会。今天对话的题目是“多维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助力‘一带一路’”。我来自能源电力行业,所以想结合自身行业和企业特点,就电力行业创新驱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一些考虑和做法与大家分享。
关于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我认为,发展“绿色煤电”是推进能源电力产业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
当前电力发展过多强调“去煤化”,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创新发展“绿色煤电”应该是推进电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早在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革命战略思想,就指出“要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充分肯定了煤炭在我国能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仍然是我国能源的主体力量。
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三五”电力规划和“十三五”能源规划明确提出“把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作为能源转型发展的立足点和首要任务”,进一步确认了煤炭的主体地位。
之所以说创新发展“绿色煤电”是推进电力产业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
能源资源禀赋:煤炭占我国能源供应总量的64%,决定了要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必须主要继续依靠煤炭。
经济发展阶段:虽然GDP总量虽然超过10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仍是是发展中的大国,从经济性考虑,“去煤炭”并不具备现实基础。
电力装机现状:全国电力装机16亿千瓦,煤电装机约9亿多千瓦,占全国装机容量的60%左右,燃煤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2/3左右。决定了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充分发挥已有煤电装机的作用。
中国大唐在推进绿色转型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有效改造存量。“十二五”期间,累计投入370多亿元,实现燃煤机组的低碳、节能、环保的技术改造,完成124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领跑行业。节约标煤84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4亿吨。
2.创新发展增量。大力打造“大容量、高参数、低排放”的 60万千瓦级和百万千瓦级大型超超临界机组;积极发展冷热电气多联供,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提高能源系统综合效率。
3.主动压减产能。“十二五”累计关停180多万千瓦小火电,“十三五”还将关停100万千瓦。近期,积极落实有关部门要求,主动取消、缓核或缓建9个煤电项目共929万千瓦。
总的来看,经过近些年实践,大唐探索了一条技术先进、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煤电清洁高效利用途径。为创新发展绿色煤电,推动能源革命做出了贡献。
关于中国大唐助力“一带一路”的典型做法
谈到“一带一路”,很多人认为就是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而且还容易被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一带一路”提出的初衷,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区域合作平台,实现各国间政策、道路、贸易、货币、民心的“五个相通”,从而共同打造政治经济文化互信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是一个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战略倡议。
中国大唐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发展。
一方面我们比肩国际一流企业,瞄准国际一流技术、一流标准、一流管理,积极开展国际战略合作。中国大唐与法国EDF共同投资建设国际领先的电力示范项目,另外也在探索在第三国进行合作投资。
我们与美国GE的战略合作非常密切,就在昨天我们刚刚对中国大唐和美国GE联合组建的燃机三大中心启动了揭牌仪式。联合建设清洁能源发电培训中心、国际电力数据监测诊断中心、国际燃机检修中心,通过“三大中心”的战略合作,“下先手棋”能促使我们在人才竞争、管理竞争、技术竞争中占领国际制高点。另一方面,借助于我们在电力设计、工程技术、运营管理和检修维护全业务链一体化的优势,我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合作。中国大唐已经在东南亚的柬埔寨、老挝、缅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进行项目合作,主要涉及发电、电网、环保以及相关技术服务。中国大唐国际化业务规模不大,但我们经营稳健,所有项目都实现盈利,而且都受到所在国高度认可。中国大唐国际化发展积累了很好经验。
刘恩专(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天津自贸区研究院执行院长):
大家下午好!
我们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两个重要抓手就是建立两种自贸区:一种是与其他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形成的FTA自贸区,它主要是在远景目标上要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在开放、市场准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上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一种自贸区就是我们自主开放的,在我们沿海和内陆建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它的模式来自于国外的自由港和自由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致力于4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为企业制定开放战略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一个是投资领域的开放。我们大家知道,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这是投资管理模式的一方面;第二个是基于金融改革的创新实践的基础,为企业搭建走出去的平台,包括企业基于对外的贸易援助项目,包括企业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等等;第三个是制度试验和创新,就是贸易监管模式的创新,主要致力于贸易便利化进行各种基于单一窗口、放宽口岸的一些监管的规制、贸易的畅通;第四个是致力于金融的创新实验,实际是一个金融的六个过程,这种金融的创新实践首先从跨境人民币的使用作为突破口,金融领域超前的开放,包括双向外贷,包括我们对于大的投资集团来说,人民币的双向基金池的改革措施。
现在在这个方面,上海自贸区和深圳前海自贸区推进得更快一些,上海自贸区建立了自由贸易账户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我们天津自贸试验区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推进。到现在为止,我们天津自贸试验区一共有持牌的金融机构100多家,同时建立了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项目库,总投资大概是1800多亿。另外一个创新点就是为所有这些创新,政府建立一个为开放、创新提供平台的,以简政放权为中心的事中事后监管模式的改革,也就是克强总理在视察上海自贸试验区所总结的“放、管、服”。天津自贸区作为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它正在成功地推进。希望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各位专家,有机会到天津,到天津自贸区走一走,我们天津财经大学在李校长的强力推动下,成立了天津自贸区研究院,我们也愿意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贸区政策方面的智力支持,谢谢大家!
杨丽莉(飞利浦照明大中华区副总裁):
负责大中华区政府及公共事务的战略与合作、及企业社会责任。曾担任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之前,曾就职于中国美国商会,中国商务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北京市政府等部门。
各位领导,大家好!
我有幸曾参与过2003年的第一届中外跨国公司国际年会,那是我作为组委会成员参与的,现在13年过去了,我作为对话嘉宾,再次参加第十二届中外跨国公司国际年会,感到非常荣幸,愿意在这儿与大家作一个简短的思想分享。
我先介绍一个我们的公司。飞利浦已经有125年的历史,飞利浦照明是2014年飞利浦战略拆分独立出来,飞利浦照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去年7月在上海闵行区注册成立的。为什么战略拆分?这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船小好掉头。飞利浦拆分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公司。飞利浦照明是一家历久弥新的公司。
今天的对话题目是“多维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助力‘一带一路’”。我从四个角度看“多维创新”。第一个角度是技术创新。目前飞利浦照明推出的是智能互联照明。智能互联是什么概念?举例说,我们会议大厅上面的灯不仅仅具有照明的功能,还有通讯和室内定位的功能。整个照明系统的供电不再来自于传统220伏电源线,而是来自于网线的供电,极大地减少了能源消耗,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同时,在智慧城市中的智慧道路照明,我们有一个全球的项目,规模是9万盏路灯,全部通过物联网的技术连接起来。同时,我们设想一个家庭中的场景,所有照明均通过APP或者无线遥控系统,可以实现定制化服务和想要效果。另外一个领域是城市农业,我们做城市农业已经有50年的历史,城市农业可以减少空间的使用,减少植物用水量,减少对农药的使用。刚才科技部的领导也讲了,我们现在在第几产业很难说得清楚,但是现在我们定位飞利浦照明是一家物联网照明公司。
第二个角度是模式创新。飞利浦照明是一个商务模式创新的公司,我们现在提出了“照明即服务”的概念,我们现在与合作伙伴合作的时候,把从产品设计研发一直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全部纳入到飞利浦照明的体系里面,我们从传统的制造商转变成服务的供应商,这样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实现了商务模式的一个转型。
第三个角度是知识产权的创新。我们在全球有一个开放平台,在LED方面开放了约300个项目的创新技术。我们希望首先把产业做大,产业做大后,我们公司才能做大。所以,我们在分享我们的新技术给行业其他公司的时候,是通过这样一个公共开放的平台。
第四个角度是生态环境的创新。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创新生态圈,飞利浦照明在全球有众多的战略合作伙伴,目前我们也正在中国积极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四个方面创新的维度,对助力“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会有助益。此外,我还想讲一点的是:“合而不同,求同存异”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讲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创新时代是中外集团公司握手拥抱的时代,我们希望应该更多地携起手来去做一些事情,尤其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在标准和技术创新的引领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地合作,谢谢各位!
安 磊(跨国集团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多边项目合作专家):
各位朋友好!
前面有很多嘉宾以资深的经验与我们分享了对于产业及“一带一路”方面的观点。我想,我们可以从多边框架下所达成的共识以及一些具体措施的角度,来谈谈从全球角度如何看待创新产业升级和“一带一路”相关的问题。
最近G20杭州峰会上,首次提出G20创新增长蓝图及具体的行动计划,为全球创新增长开辟出新的路径,认定了创新作为核心要素驱动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创新的核心应该围绕着四个创新的本质。G2O中国年在创新发展的原则上,以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各成员国制定基础设施改革议程,制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框架,以及科技型计划及主题措施。中国的“一带一路”更是各国所认可的一个务实有效的、推动全球发展的一个抓手,可以说,这是首次在全球框架下,把创新包容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等要素都关联了起来,与全球发展的经济治理一体化了。
今天李维安教授已经提到了公司治理的变化,他已经定义了“绿色治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谈这个“绿色治理”是什么样的定义。但是时间不多,我想着重从一个我认为的“绿色治理”的认识角度,来谈谈如何以包容发展为原则的一体化“绿色治理”,来实际推动一个跨国产业链的发展将会是怎样的。
也就是说,在全球面临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发展程度和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作为全球性社会企业,我们应该怎么定义产业升级?刚才我们有机构代表也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点到,IEA是国际能源署,它统计说,在全球,超过10亿人没有任何程度上的电力保障,并且有超过29亿的人口靠散煤和秸秆取暖,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包容有序地让这种地区获得产业升级?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这就是如何把上面的那些想法,上面的框架和上面的那些措施结合起来。刚才李主任已经提到了,我们这边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特别响当当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如果能把这个技术和能量的服务推广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使他们的能源技术提升,这也是属于一个产业升级。我就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创新、绿色。谢谢!
魏 杰(瞻博网络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及日本董事长)
前久保田全球董事,中国董事长兼总经理,前三井物产中国总经理,前思科中国副总裁,并供职三菱商事日本总部。
首先谢谢大会主办方邀请我参与这个活动。
我出生在中国,然后到国外去学习工作。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曾在国内研究机关和政府部门工作10年左右,然后在日本大型综合商社工作过12年,后又在美国的IT公司工作将近10年,就今天的对话主题,我不想讲我们公司的事情,而是基于我之前在三井、三菱的经验,谈谈我的两个想法,与大家分享一下日本商社如何带动日本制造业走向全球,希望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有所启发。
第一个想法就是,在实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战略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大型国企到国外去并购,包括并购美日欧的一些规模并不算小的企业。但在这些并购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存在这么一个现象,我们现在很有钱了,可以去跟竞标的外国企业拼价格,甚至可以拿下很多大企业,但是在买下来之后,我们并没有把它经营好,并不能把它管理好。这里头,当然有很多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人才的原因,就是当我们买下来那个企业之后,可能我们并不熟悉所在国家的文化,并不熟谙那个企业的理念,缺乏适宜的人才去做好管理和经营工作。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从中国派出去的一些人员,虽然他们很敬业,很努力,但他们可能搞不定那些美日欧企业外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并购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我建议,我们的科技部、教育部在制订诸如 “千人计划”一类的相关计划的时,要注重引进这样一些人才,同时是不是也能请国资委、商务部来牵头,搞一些类似这样的人才计划,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企业经营角度,引进一些国外的管理人才,特别是我们华人在国外做得比较成功的人才,帮助我们到一些并购企业做管理工作,专职也可以,兼职也可以。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借鉴一些日本大型综合商社的经验,推动中小企业走向“一带一路”。举例说,日本三井集团这种大型上市企业,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制造业企业则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即精通国外法律,熟悉当地民情和政府管理,拥有广泛人脉资源,等等。可是在日本大型商社有大量这样的人才,他们是在做贸易过来的,有丰富的经验,当这些贸易环节不再是这些商社的专利之后,这些人才就开始转向,考虑如何带领日本的制造业,日本的一般企业,甚至中小企业,去到国外,去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到非洲,来到亚洲各国,最后能够让这些企业在当地扎下根来,不光是生产产品,还可以占领当地市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这个详细的内容我想没有时间在这里讲述了。我觉得,我们商务部可以牵头,就是如何去学习和引进一些日本大型综合商社在这方面的经验,带领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企业尝试到国外去投资设厂,去做外向型发展。我想,这也是我们“一带一路”战略应该涵盖的一个重要过程。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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