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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金岩石撰文表示，楼市调控政策的经济合理性有二：一是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二是淘汰过剩的房地产开发商。从当年勒令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开始，大撤退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了。但国务院国资委领导的是央企正规军，其“集结号”很难号令地方军和游击队，土地财政的收入与房产开发的厚利导致地方政府与民营房企坚守阵地，直至中央政府祭出了限贷的杀手锏。
 土地财政收入支持的政府投资项目通常都有商业银行的配套贷款，其中很高的比例是基础建设投资，其投资周期多半在五年以上，有的甚至长达十年二十年才能产生经营性现金流。而银行贷款周期通常在五年以内，这就出现结构性失衡：“短融长投”，即项目贷款期短于投资回收期。在贷款到期时，若政府投资项目还没有产生正现金流，土地财政收入可轻而易举地“接链子”，支持项目贷款及时展期或顺延，隐形的信贷风险就从该项目转移到了地方政府身上，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次级贷”之一。伴随着楼市调控升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急剧减少，所以“次级贷危机”正在酝酿，部分省市可能一触即发。
在中国，当土地财政收入滚滚而来之时，隐形的“次级贷”违约风险不断被掩盖，地方政府会沉浸在房地产开发的财富盛宴之中，既听不到中央政府的“集结号”，也看不到一触即发的“次级贷”。此外，政府体制的信息传导机制不通畅，风险管理体制不健全，官员们习惯于弹冠相庆，报喜不报忧。地方政府贷款的违约风险通常会在集中爆发之时才会被拿上桌面，提上议事日程。而在此时，政府可以调动的信贷资源却可能非常有限了。最近一段时间，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大幅度减少，贷款到期的项目频繁出现，再加上前期创纪录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效应浮出水面，地方政府的信用违约已在预料之中。由此可以判断，突发性的现金流中断随时可能诱发“次级贷危机”。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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