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首先讲讲全球变局的大背景，然后谈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世界是否在和中国脱钩、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01

全球变局，变的是什么？

我们总说“全球变局”，变的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这个变局中最大的冲击力量是中国的崛起。

1.中国的崛起

过去几十年，世界上意义最重大的事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崛起。因为中国作为人口和国土面积的巨型国家，在短短四十年里从几乎赤贫变成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异乎寻常的崛起对世界有三方面的改变：

第一，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以前，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最高超过40%，即使后来有所下降，也在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前的2%上升到现在的18%，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世界的30%，是排在后面的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总和。2020年，中国的世界500强公司数量首次超越美国。并且，中国已从受援国发展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援大国。

第二，挑战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

不仅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快速崛起。这对美国构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在亚太地区，以前我们说“欢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现在我们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西太平洋崛起的已经成为必然和事实，经济体量的上升必须伴随军备力量的上升，并对周边带来影响。中国并没有拼命发展军备，我们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军队力量的提升完全是经济实力增强的自然结果。

“一带一路”倡议是第一次由中国提出一个国际议题，然后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过去，中国的外交是“刺激-反应”模式，美国出一道题目，我们赶紧作答，是被动状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们开始主动，美国必须作答。这是巨大的变化。

我国还参与了很多区域性组织和贸易协议。比如，RCEP是和东盟构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是主体，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借此和东盟建立了稳定的关系。

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发起设立的，总部在北京，成员国已超过一百个，除了美国的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全部加入。美国的盟友们抛开美国来参加由中国发起的国际组织，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还有一个新发展银行，也叫金砖银行，总部在上海。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总部在中国，这对我们而言是关键性的进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过美国的同意就建立起区域性金融组织。比如，疫情刚结束时，日本提出在清迈设立亚洲的货币基金组织，美国立刻阻止。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也挑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

第三，挑战了历史终结论。

1989年，美国日裔经济学家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但是，中国的实践挑战了他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自我革新和创造，而且拥有自己的正当性哲学基础。

这种新的国家治理模式、新的哲学基础提出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除了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正当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模式是存在的。

我认为这一点是中美之间分歧的根本性源头。拜登政府搞所谓“民主联盟”，认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构造了整个世界体系，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进入这个体系，最终都得变成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然而，中国坚定地说“不，我们有自己的路。”这对美国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2、美国的焦虑。

中国以不同的政治形态崛起，对美国和整个西方提出了大问题——能否容纳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与之平起平坐？美国是霸权国家，从未被其它国家这样挑战过。虽然前苏联一度挑战过美国，但那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很界限分明，而且前苏联的经济体量小得多，从来没有超过美国GDP总量的70%。

现在美国非常焦虑，压力来自多方面。

在美国国内，全球化加剧了国内收入不平等，东海岸的金融、制药等行业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广大中西部地区不仅未得益，反而受损。在社会领域，族裔分化导致认同焦虑。政治领域则是极端主义成为主流。“否决者政治”是福山最近一本书的主题，每个人都可以否决你，所以美国变成了不可治理。

美国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在国际上对中国发泄愤怒。美国人认为，把中国拉入它营造的全球化体系，中国就应该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这一愿望落空。在WTO、IMF、世界银行，凡是和中国有接触的国际组织里，美国都开始跟中国作对，还在科技领域持续打压中国，同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面临一场选择，是跟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来容纳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仅有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甚至印度。

02

世界在和中国脱钩吗？

中美之间的对立非常强烈，但是最后不一定变成你死我活，因为中美已经紧密连接在一起，想脱钩非常困难。

1、经贸领域：更深的挂钩

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的确对我国贸易有所影响，2019年和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我国进出口都有所下降。但是疫情爆发之后，由于中国是供给大国，欧美是需求方，中国凭借制造业优势实现了出口猛增。世界未能因疫情而离开中国，反而更加依赖中国。

特朗普政府跟中国打贸易战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二是让美国制造业回流。现在看来，两个目标都未能实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过去三年都在增加，从2020年的3103亿美元达到2022年的3829亿美元。美国自己的总赤字也到了惊人的9000亿美元。美国这几年货币放水，未来总要还的。照此速度，今年美国贸易赤字会达到万亿美元级别。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又回到了贸易战之前的水平，占美国总赤字的40%。

所以，问题并没有解决。

2、外资还在进入中国

尽管时有媒体报道有外国公司离开中国，但数据表明，资本仍然在进入中国。我国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是1.1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 14.9%，占全世界的11.4%；2022年增长到1.23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又增长6.3%。

外资为什么进入中国？第一，外资离不开中国这个巨型市场。例如德国三大汽车公司利润的40%都来自中国，不可能轻易离开中国；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亚洲的产业的确在重组，但重组是有道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是正常现象。三十年前港澳台把它们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大陆，今天这些产业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中国人也要随之适应，心理状态要升级。

有人说中国周边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会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我认为不可能。过去，亚洲较发达经济体和资源型经济体给中国提供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中国生产消费品出口给欧美及其它市场。现在中国多了一条路，把一些初级中间品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自己的产业就升级了。东盟对中国有贸易逆差，我们本来是直接出口到欧美，现在只不过是先经过东南亚，再出口欧美。其实东南亚的很多工厂也是中国人开的。

我国在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优势是碾压式的，美国大概处于酸葡萄心理，向我们征收250%的高额关税，不想让我们的产品进入美国。我们的应对是到东南亚设厂，从那里再出口到美国去。这是好事，我们的产业因为升级而转移，包括转移到印度去。印度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巨大，约1千亿美元，印度急于缩小赤字。现在我们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印度去，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就更大。

3、美国与中国科技脱钩的实与虚

美国和中国脱钩，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虚的？美国的举措有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清单上的中国企业销售产品）、CHIPS法案（美国二战以来最大的产业政策，总额1800亿，芯片行业500多亿）、2022年11月的一揽子出口管制（主要针对中国的芯片行业），在国际上用瓦森纳协议要求成员国不能将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给中国。

美国人也意识到，惩罚中国的同时，自己也会受损，所以实施了“小院高墙”政策，就是在很小的领域里制裁中国，但是要制裁到让中国有痛感。具体措施包括全面封锁高科技技术的转让，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为中国芯片企业服务，对高精度芯片（以14纳米为界）实施出口管制和制造设备管制。下一步，美国可能要禁止本国企业投资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并把出口管控扩大到生物医药等领域。

“小院高墙”起作用了吗？我们国发院联合西安光机所对实体清单上的几十家企业做了调研，结果是三分之一的企业受影响严重，三分之一通过措施规避了影响，其余三分之一并没有实质性影响。

在芯片领域，80%的芯片的精度低于40纳米，所以，大多数产品其实不需要很高精度的芯片。我国对精度超过14纳米的芯片投资大幅度增加，如果我们能突破28纳米，基本就可以不依靠美国，独立进行全产业链生产。

另一方面要注意，很多技术革命都是换赛道进行的。正如我国在汽车行业换到了电动汽车赛道，超越了燃油车，下一步在芯片领域的竞争也需要换赛道。中国在光子芯片研发领域已经处于世界第一阵营，大概十年内能实现应用。光子芯片相对于电子芯片具有载荷大、耗能低的优势，如果量产，将很快淘汰掉电子芯片，届时中国就能又一次实现技术领域的换道超车。

4、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

因此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未必是全面遏制，也根本做不到全面脱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积累了二十多年，发展势头已经无法阻挡。

根据我的观察，美国处于对中国的愤怒期，认为中国没有如其所愿变得与之越来越像，所以，“惩罚”中国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因素。今年1月份，我们国发院去美国走访了主要政府部门和智库，强烈感受到这些对华政策被情绪主导，缺乏逻辑。

谁都不可能永远愤怒下去，所以中美之间仍然有回旋余地，仍然可以做到避免热战、管控竞争，实现有限领域的合作。我建议中美从具体事务着手，推进中美竞争的规则。比如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财务审查达成了协议，最近福特汽车公司和宁德时代在美国合作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都是范例。这个厂属于福特公司，但是所有设备、技术、管理都来自宁德时代。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出口成套技术，有朝一日如果中美的技术优势翻转，这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03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1、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任何经济都有周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周期。中国的周期和改革相关，也和经济的自身调整相关。

过去四十年中，基本上每十年是一个周期——1980年代是高增长时期，但那时候因为起点低，增长的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显著；1990年代是调整时期，最困难的改革主要都发生在那段时间，包括国企改革、政府改革、分税制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等等。尽管过程极其痛苦，但使得中国在本世纪头十年实现了超高速增长；2010年代又进入调整期，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企业。如果这个周期性观察是正确的，202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是新的增长周期。

通过过去十年的调整，我们的企业都认识到脱虚向实是大势，要做实业。过渡金融化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的隐形冠军不断涌现，我们国发院很多校友的企业都是这样。例如有位校友投入十年时间做防火材料，现在成为亚洲第一，也通过了美国的技术认证。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工信部的小巨人企业名录在不断更新。在AI、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已经领先世界。

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世界的占比从2010年的18%增加到2020年的30%。欧洲和日本的制造业正在衰落。很多人说印度要取代中国的地位，但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的占比只有百分之二点几，并且还在下降，印度的人均收入也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事实上，整个世界的制造业在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集中。2010年，中国给iPhone贡献的增加值只有3.6%，现在是25%，替代了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

我们的跨境电商SHEIN现在是美国下载量第三大的APP，第一是TikTok，第二是拼多多，前三名都来自中国。SHEIN销售的服装极其便宜，因为使用直销方式，抹掉了中间商，更重要的是使用了工业4.0柔性智能化生产。如果上市，SHEIN估值是1000亿美元，靠的就是我们的工业实力。

中国的技术革命就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大就是强。

我国新能源汽车出现爆发式增长，2021年销量354.5万辆，占到世界的60%，是美国的6倍。2022年我们的销量是688.7万辆，几乎翻番，达到美国的8倍以上。我估计今年销量可能要上千万辆，也就是渗透率要超过三分之一。

比亚迪已经是世界市值排名第三的汽车企业，蔚来是新兴的造车企业，优势明显。很多传统车企是“起得大早，赶个晚集”，而中国的竞争是换道超车，争的是AI互联网技术。蔚来这样的车企有很多互联网人才，带着互联网思维，更容易成功。

中国在AI和互联网技术行业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有海量的数据、海量的应用场景，还有海量的人力资源。要想让AI变得更聪明，算法是一方面，更要靠数据。AI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比如中国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应用就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世界排名前十的动力电池厂家中，六家都是中国公司，宁德时代一家的市场份额就占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重复日本汽车在1980年代走过的道路不再是神话。今年头两个月，我国出口汽车约48万辆，今年我们很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日本坐这把交椅已经四五十年，现在即将被中国取代，这是标志性事件。我国电动汽车在汽车总出口中的比例这几年不断上升，2022年已超过五分之一。在未来五到十年之内，我国电动汽车进军全世界将不是梦想。同时，我国汽车的品质也在提高，蔚来有一款车获得了德国的“金方向盘奖”，这是中国汽车行业史无前例的成就。即使在高端汽车领域，我们的消费和出口也在不断增加。

2、不应夸大老龄化的挑战

最后我想强调，不应夸大老龄化的挑战。去年我国人口开始下降，对老龄化的讨论增多，但我相信我们有办法应对。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确在下降，但这不是近一年两年的事，劳动人口最晚从2014年起就已经开始下降。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并不是劳动力不足，我们做过计算，未来30年AI和自动化替代的劳动力将超过老龄化减少的劳动力人数。所以，事实上我们更多担心的是就业问题。我参加李克强总理座谈会时，他最后讲话中有一大半时间在讲就业。失业仍然是关键问题。

教育也在升级迭代，中国的知识资本正变得更雄厚，在经济增长方面对劳动力的减少也有对冲效果。大学变得更加普及。

延迟退休也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现在我国女性工人退休年龄是50岁，女性干部是55岁，而我国女性预期寿命是80岁，北京的女性预期寿命已超过84岁。所以，现在的退休年龄的确不可持续。

需求方面，尽管日本的老龄化导致了需求减少，但是中国和日本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这反而有有利于保持和提升需求，因为只要收入增长，消费就会上升。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从现在到2035年还会有1亿人进城，消费也自然会随之提高。

真正的挑战是养老和医疗保险。1962年至1976年“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即将老去，出现“银发潮”。老年人的就医需求极大，对我国养老和医疗体制提出巨大挑战。目前，我国个别省份的养老金亏空，到2035年之后可能全国养老金都将亏空。

相应的对策包括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以及划转国有企业股份到社保基金。我国社保基金现在不到3万亿，而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是60万亿，应对1962-1976年出生的“银发潮”应该足够。

3、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多少？我做过计算，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是3.75%，因为我们的储蓄率是4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占潜在增长率的20%-40%。由此可以折算出，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4.68%-6.25%之间，取中值为5.55%。

如果我们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够快，实现2035目标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如果现在的潜在增长速度是4.7%，未来只会更低，所以技术进步非常重要。但是我前面提到，中国已经进入新一轮技术进步周期，所以我相信经济增速至少达到5.5%的平均数是完全可能的。以这样的增速，足以让我国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不是很多人期望的5.5%。我想是给今年新一届政府留一点余地。

要达到增长目标，今年的有利条件很多：

第一，复苏已经起势。去年12月疫情最高峰时，我们估计疫情可能要到今年春节之后才能平稳下来，结果春节期间出行人数达到2019年的70%-80%，恢复得非常迅猛；

第二，疫情期间我们有约2万亿超额储蓄，今年要释放出来。老百姓的储蓄增加纯粹是因为看不清形势，所以要把钱保留起来；

第三，房地产止跌非常重要。房地产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贡献的增加值占到GDP的14%-17%。它是个长链条产业，除了盖房子对钢筋水泥的需求之外，还有装修、家具、家电等，能够带动全产业的消费。现在二手房交易开始复苏，很多城市的房价开始回暖，这样会逐渐过渡到一手房。各地都在实施“保交楼”措施，老百姓有了信心就会去购买。

我的预估是，今年投资贡献和去年一样，2%左右；消费可以增长6%-7%，因为疫情之前的消费增长都在7%-8%，远超GDP增速，而疫情三年的消费基本没有增长，所以今年如果消费复苏，达到接近往年增速的可能性很大。这样，就可以给GDP增长贡献3.3-3.8个百分点。综合起来，我预估今年的增长速度是5.3%-5.8%。

但是我有一个担心，我们政府对经济过热的忍耐程度比较低，因为政府对通货膨胀率极其敏感，特别怕通货膨胀。如果今年的通胀率突破3%，政府会不会又要出手给经济降温？我希望政府不要出手，因为经历了三年疫情，理应让我们的企业家和老百姓都感觉到向上的势头，通货膨胀率稍高一点是老百姓可以忍耐的。希望新一轮增长周期到来之后，我们能够对通胀有更多的忍耐，如果政府必须调节也可以明年再调，让经济自己跑一跑，让大家重建信心。这样将有助于我们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