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科技集团网站刊文追怀梁思礼院士——

苟利国家生死以，手持火炬照后人

4月14日，著名科学家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梁思礼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4月15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网站以《苟利国家生死以，手持火炬照后人》为题，追怀梁思礼院士。本网站摘要转载，同寄思念。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基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上自豪和光荣。”

—— 梁思礼
       

梁思礼成父亲最疼爱的“老白鼻”
        1924年8月，51岁的梁启超老年添子——他的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诞生了。也许是相貌最接近于父亲，也许是年龄最小，梁启超格外疼爱他，给他取了个昵称“老白鼻”（英语Baby的谐音）。
        “老白鼻”生来聪慧、顽皮可人，为梁启超埋首学问之余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两岁的梁思礼很会讨人喜欢，每次看见父亲要抽烟，立刻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和烟灰缸一同送到父亲跟前，惹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有两三天见不到“老白鼻”，心里就想得慌。
        平时，梁启超为了安静地写作，除了夫人和秘书以外，很少允许孩子们到书斋“饮冰室”去玩儿，但梁思礼却是例外，每次去饮冰室，都让他有一种受到奖励的得意。
        对“老白鼻”来说，最感兴趣的是父亲从世界各国买回的、放在书柜最下面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精致优美，有画有字儿，成了“老白鼻”百看不厌的“小儿书”。只要一进入饮冰室，梁思礼就像进入了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他撅着小屁股趴在书柜下，一面翻看原有的画片，一面搜索有没有新的“猎物”。
        父亲对“小儿书”的讲解，让梁思礼在孩童时代就知道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大师。这些长相奇怪、发须满面的西洋人，虽不如父母讲给他听的南宋名臣陆秀夫背负少帝投海、岳母刺字“精忠报国”那么有血有肉，但从父亲言谈话语流露出对他们的钦佩和景仰中，他懵懂地感知，这些洋人也是很有知识、很有见地的大人物。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玩耍，无疑是对梁思礼最好的启蒙教育。
        母亲凑400美元让梁思礼赴美留学
        梁启超曾对梁思礼说，自己准备60岁时开始推掉一切社会活动，集中精力亲自教授梁思礼和他的哥哥、姐姐。然而，父亲“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
        2月17日，北京各界和广东旅京同乡会在广惠寺举行公祭，全场500多人一片呜咽，只有“老白鼻”以为常常把自己放在膝头的父亲是睡着了。
        梁启超一生没有什么积蓄，他去世后梁家经济很快紧张了起来。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不得已将家里的旧楼给卖了，后来又将新楼出租。
        梁思礼在天津读完高中后，在母亲朋友的帮助下，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变卖了一些家中值钱的物件，尽最大努力东挪西凑了400美元给儿子做路费。
        1941年梁思礼登船赴美留学，母亲把买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包好，揣进梁思礼的口袋，临行前她告诉儿子：“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梁思礼去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从此中美之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他和家人也彻底失联。在美留学8年，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
        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梁思礼寒窗苦读，于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学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是个地道的穷学生，平日在学校食堂当洗碗工，假期去罐头工厂流水线当工人、当水上救生员等，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直到读博士时，由于为美国军方研究所做课题，才有了一笔并不宽裕的工资，月薪大约200美元。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载着第一批在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梁思礼便在其中。那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时的感情，只有期望，没有留恋。”
        梁思礼随身携带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收音机，竟然在轮船上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进步学生们欣喜若狂。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自己制作了一面国旗，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全身心投入到我国导弹与火箭事业中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在举办成立大会的那个简陋食堂里，梁思礼亲眼见证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伟大时刻。
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10个室主任之一。从此，他将全部身心都融入到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厂房，这些着急为国家做些什么的技术人员们甚至连导弹都没有见过，他们就这样从零起步，开启了我国航天事业。
        令梁思礼永远难忘的是1962年的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当时他站在离发射阵地仅两公里远的吉普车旁，聂荣臻元帅坐镇在5公里以外的帐篷前，这颗导弹刚起飞就掉了下来，距发射点只有300多米。梁思礼立即奔向爆炸地点，望着深深的大坑，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
        在这次试验前，他与快分娩的妻子赵菁告别时说：“若生男取名‘凯’，若生女取名‘旋’。”他盼望着凯旋而归，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旋”，他相信今后一定会成功。果然，1964年，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举发射成功。
        梁思礼在长期从事导弹控制系统工作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质量和可靠性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质量和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不是试验出来的”。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飞因一根导线断开而导致坠毁后，梁思礼积极推行并领导实施了一系列质量控制和可靠性保证措施，使“长征二号”的可靠性大大提高。自1975年后，连续成功地将23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上天。
        梁思礼与东风二号导弹
        1964年9月，中央军委下达了组建第一个战略导弹阵地的命令。那年冬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带着梁思礼等人亲赴东北勘选导弹部队的阵地。他们拄着木棍，踏着没膝的大雪，钻山沟、穿密林，风餐露宿，对即将开建的导弹阵地的山形、高度、坡度和石质进行详尽的考察。
        东风二号导弹是按苏联的框框搞的，原有的控制系统采用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即该系统向空中发送一个无线电等信号面，导弹发射后沿着等信号面飞行，假如偏离等信号面，则由弹上接收机等自动校正横向偏差，从而提高横向落点精度。但横偏校正系统有一个局限性。梁思礼一行在勘察阵地时，也发现在山地中等信号面确实发生了畸变。
        由于使用不便，部队要求研制单位去掉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即“割尾巴”。在一个型号飞行试验成功接近定型的时候，要求做这样大的方案变动，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用户的需要，实战的需要，梁思礼和他的研制团队必须千方百计去满足。
        好在当时有较成熟的技术储备，早在1961年9月，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组织了控制系统技术发展途径的方案大讨论，在全惯性制导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方案，其中“双补偿制导方案”和“横向坐标转换方案”，首选列入了预先研究计划，并作为东风二号备份方案开展配套预研工作，到用户提出“割尾巴”时，该方案已经经过各种地面试验达到了可以应用的成熟程度。
        在决定导弹上马哪种制导方案时，设计师系统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坐公共汽车”方案，这种方案比较稳妥，但试验周期长；第二种方案是“半搬方案”，这种方案有一定的风险；第三种方案是“全搬”方案，这种方案承担的风险最大，但一旦试验成功，就能立即把新系统正式用到型号上去，可以大大缩短试验周期。
        梁思礼等技术负责人充分相信新系统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和实现的可能性，坚决主张上“全搬”方案。为此，内部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通过反复讨论比较，1965年7月5日，七机部正式批准采用“全搬”方案。由梁思礼带队仅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修改设计及飞行试验，并取得连发连胜的好成绩。
        1967年12月，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定型，随之进行了小批量生产，使用情况一直良好。1969年，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正式装备部队，成为第一代为我国站岗放哨的战略核导弹。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后，梁思礼（左二）与

聂荣臻（左五）、钱学森（左四）等在发射现场合影。

梁思礼为“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装上最强大脑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开始于1965年，可以说生逢乱世。“东风五号”要求目标打击精度更高，控制系统首当其冲就要改变过去的制导方案。这是技术跨度非常大的举措，每一项新技术都充满了挑战，都是设计师们需要面对的拦路虎。
        为了制订满足精度要求，又具有发展潜力的制导方案，运载火箭研究院专门组织了“东风五号”制导系统的方案讨论会，控制系统研究所在梁思礼和徐延万的主持下，重点对捷联式制导方案和平台—计算机方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经过反复权衡，梁思礼最后决定在“东风五号”上采用这种新的制导技术。
        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的关键是要有运算速度快、小型化的弹载计算机，也就是集成电路计算机。它的成败，关系着“东风五号”有没有聪明的大脑，决定着我国的战略武器能否形成战斗力。
        1965年，国外的集成电路刚刚研发出来，元器件还经常出问题。而我国的计算机正处于从电子管向晶体管转变的时期，其整体技术还比较落后，此时梁思礼他们的决定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大胆决定。梁思礼用“在白纸上画画”来形容这项任务的艰难，“再难，也要咬着牙走下去，必须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
        任务落在了梁思礼领导的团队身上。
        20世纪60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计算机似乎还远在天边。技术人员对计算机也不大熟悉，除了能提出体积、质量、可靠性与适应恶劣环境要求外，却提不出设计计算机需要的性能指标要求。只有通过仿真计算来求出弹载计算机的字长、容量与速度等基本指标了。
        由于受当时工作条件限制，大量数据只能靠手工穿孔纸带输入，运算一次要花很多时间。为了赶时间，办公室里白天人人伏案，夜夜灯火通明，谁也不愿离开工作岗位。
        梁思礼经常到实验室了解指标计算、逻辑设计情况。计算机专家沈绪榜等人就依据逻辑设计做线路设计、版图制作、芯片制备等一系列的工作，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不停地运转着。1966年9月，一台全部国产的22位双极小规模集成电路弹载计算机终告完成。
        正当大家如释重负、喜极而泣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所有指标都达标，只有一个指标未达标——计算机体积过大，装不进弹舱，而且由于所用的组件太多，可靠性也不高。
        梁思礼明白，解决的办法唯有提高芯片的集成度，芯片用得少，体积就小了，计算机上的组件少了，可靠性也就相对提高了。可在当时，这是个大难题，没有一年半载是搞不出来的。
        梁思礼开动脑筋并和大家一起商量，能不能从设计上来想办法，在满足精度要求下，调整计算机字长，这样计算机体积不就小了吗？
        谈起当时的思路，梁思礼常常引以为豪：“我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方程，牺牲一些方法误差，以减少计算机的负担，从而减少计算机的复杂性。从整个制导系统来看，方法误差增大后影响不大。由此我们的弹上计算机采用的是增量计算机方案，没有乘除法，只有加减法，虽然粗了一些，但是少用了近1/3的集成电路，解决了小型化难题。”
        很难相信，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上使用的第一台弹上计算机，竟然是只有12条指令，没有乘法、除法指令的算术型增量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近两万次的水平，存储量小的只有768个字，制导计算完全是通过增量的累加得到全量的。
        1971年9月10日，这种弹载数字计算机参加了我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首飞试验，一举获得成功。
        用一生兑现爱国诺言
        梁思礼非常喜欢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名言：“人生并不是短短的一支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一支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人们。”耄耋之年的梁思礼，除了继续为国防事业当顾问外，又当起了“80后志愿者”。
        从2006年到2012年7月，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梁思礼所在的中国老教授协会面向全国高校开讲了《当代中国国情与青年历史责任》课程，在6年的时间里，梁思礼以《中国航天精神和素质教育》为题，先后为北京十几所著名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直接听众3400多人，全国网络视频听众有57000多人。他曾经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震撼了青年学子的心灵：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现在他已经去世了），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年也正好是梁思礼返回祖国50周年。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威风八面的导弹武器从眼前经过，回顾起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梁思礼感慨万千。爱国主义、奋发图强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受尽屈辱的祖国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他不懈的追求，他用一生的实践在航天事业中兑现着自己的诺言。
        梁启超一生主张维新变法，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若他在天有灵，看到他的“老白鼻”为国铸剑，看到国家从弱到强，当会何等的欣慰与骄傲！